早年经历 林华宝，1931年5月29日生于上海。父亲曾是中学教师、校长，后在一家教会书店任职员。母亲小时候是莆田黄石育善堂的孤儿，后为家庭妇女。1937年，全家从上海迁至重庆。兄弟姐妹8人，林华宝排行第六。有一个哥哥在抗战期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林华宝的童年和学生时代，靠父亲的微薄薪金维持一家生活，家境贫寒，生活困难。靠亲友接济和兄姐负担，完成小学到中学的学业。林华宝从小就养成了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习惯。 他就读的重庆南开中学，这是一所管理严格、师资力量雄厚、学风好的学校。他在这所学校无论是学业还是思想品德、身体锻炼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尤其在数、理学习方面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1950年9月，林华宝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1952 年转入苏联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结构专业二年级继续学习。 1956年毕业后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开始学习和研究航空结构力学理论。很幸运，刚参加工作的林华宝，就有机会接触钱学森、郭永怀、郑哲敏这些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常有苏联科学家来访问、讲学，林华宝作为俄文翻译，在工作中从这些科学家身上学到了他们的高尚为人和 严谨治学精神，使他受益匪浅。林华宝勤奋好学，不断深入航天工程的各个领域。深入工程实际，组织解决了多个返回式卫星的工程技术问题。 他潜心研究学问与技术，无论是用俄文进行学术交流，还是用英文撰写学术论文，都表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多年来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近20篇论文和专著。他待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淡泊人生，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和工程技术人员打成一片，有事和大家商量，做大家的知心朋友。 1956年8月，林华宝从苏联学成回国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即在钱学森、程世佑等著名科学家的指导下，步人中国的空间事业。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因陋就简，在修理车间利用废旧压床改装为静力试验设备，进行T7系列探空火箭的力学试验。 工作经历 1931年5月29日 生于上海。 1950～1952年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肄业。 1949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林华宝同志1949年9月至1950年8月在重庆大学土木系学习； 1956年7月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专业。毕业后分配在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 1958年11月在上海机电设计院任研究室副主任。 1958～1965年 七机部八院（后航天部508所）任室副主任、副所长、返回式卫星回收分系统主任设计师。 早期从事探空火箭结构研制。1970年起从事返回式卫星回收系统的研制，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回收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198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3年6月后任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常委、摄影定位卫星和新型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88年后主持新型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工作。 1988年至现在 航天部（现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科技委常委，研究员，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博士生导师，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返回式卫星系列首席专家，返回式卫星工程总师。 返回式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为第六完成人。返回式摄影定位卫星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为第一完成人。1977年被评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批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华宝（1931.05.29--2003.08.17），福建省莆田市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空间返回技术专家，中国返回式卫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1956年毕业于原苏联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返回式系列卫星首席专家。 自1958年以来，一直工作在我国空间技术战线的第一线，是我国卫星回收技术领域和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带头人之一。负责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卫星回收系统，为我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作出重要贡献。

黄尚廉（1936.8.16-2008.7.21）男，重庆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精密仪器及机械，光电技术与系统的研究。他建立了光栅测角系统提高测角精度的理论体系，首创环形光导纤维束莫尔条纹全接收系统，研制出0.1秒高精度光电圆刻线机。他提出了复杂表格智能处理方法，领导并参与研制了国际领先水平的表格自动阅读机，获广泛应用。他在国内开创了智能结构系统研究领域, 在结构健康监测及结构自适应控制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其中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已获得成功应用。在国内首次研制出分布式光纤温度/力/应变传感器系统。他已获成果22项，其中国家奖2项，省市部委奖15项，国家发明专利5项。他已发表论文280余篇， 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高层次科技人才。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荣誉表彰： 1988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5年国家人事部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社会兼职：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 会员 国家教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委员 重庆市科技顾问团 副团长 中国计量测试学会 理事 中国光学学会 常务理事

科研成就： 黄尚廉长期从事精密仪器及机械，光电技术与系统的研究。他建立了光栅测角系统提高测角精度的理论体系，首创环形光导纤维束莫尔条纹全接收系统，研制出0.1秒高精度光电圆刻线机。他提出了复杂表格智能处理方法，领导并参与研制了国际领先水平的表格自动阅读机，获广泛应用。他在国内开创了智能结构系统研究领域, 在结构健康监测及结构自适应控制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其中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已获得成功应用。在国内首次研制出分布式光纤温度/力/应变传感器系统。 光电精密仪器及机械领域 1965年，黄尚廉院士在重庆大学创始了计量光栅技术研究领域。主持研制成功"液压驱动长光栅动态光刻机"、"GSX——2型长光栅位移数字显示装置"，获1979年重庆市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由于在"光栅制造与应用"方面的优良成绩，同年获四川省重庆科技成果二等奖。 1976年开始，他主持研制"QGK405型高精度光电圆刻线机"，提出了光栅测角系统提高精度新的理论体系，综合采用了环形光导纤维束全接收，高精度空气静压轴系及转速自调系统等创新技术，达到刻划光栅盘精度优于±0.1角秒的国际先进水平，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光栅测角系统提高测角精度的理论体系获1996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理论成果）。 黄尚廉院士还发明了任意进制圆光栅刻划技术，研制成功高精度圆光栅实时检测系统。主持了光电轴角编码器系列的研究与开发，并已商品化，在国内广泛应用，该成果获1995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黄尚廉院士是重庆大学计量光栅技术的学术指导人，他领导的研究成果"绝对零位长光栅位移测量系统"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列为国家重大新产品推广项目。粗光栅测量系统获1990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黄尚廉院士主持研制成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单模光纤熔接机（"七五"攻关项目），并已批量生产。承担了航天部863项目"保偏光纤熔接机"研制，已交付使用。 文字图像识别领域 1984-1990年，黄尚廉院士指导学生从事"手写字符识别"研究。参与负责表格自动阅读机的总体设计，指导学生完成了国家"863"项目"AV——100表格自动阅读机"的研究，获得了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并成功用于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手写字符识别技术大规模用于人口普查的国家。该成果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并获得联合国统计局的肯定。 黄尚廉院士发明了一种可直接处理黑色表格的"复杂表格智能处理方法"，该方法已获国家发明专利。并指导博士生完成了"复杂表格处理及字符识别系统"，已实际用于国家计划生育表的处理与识别。黄尚廉院士领导并参与了组织实施表格自动阅读机火炬计划。生产的表格自动阅读机已广泛应用于统计、计划生育、教育、民政、公安部门。 光纤传感技术领域 黄尚廉院士在国内率先开拓了分布式光纤传感器系统研究方向。1987年赴英国从事光纤传感技术研究，回国后，主持这一方向的"八五"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委博士学科点基金多项，还完成了国家攻关课题"光纤压力传感器"，承担了"八五"攻关课题"光纤流量计"。以黄尚廉院士为首的研究集体从事了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完善的拉曼温敏理论，研制出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系统；建立了高双射光纤受横向力作用下模式耦合理论，研制出分布式光纤力传感器系统，并取得应用效果；提出了基于外差探测的光纤布里渊频移变化的分布式光纤应力测量系统，以及具有芯内布拉格光栅的准分布式光纤应用变测量系统，试验证实了可行性；提出了一种机敏结构状态监测的光纤传感阵列与神经处理系统，埋入混凝士结构中进行了试验，提示了若干重要现象。 人才培养 黄尚廉教授曾招收博士后4名、博士研究生35名（已获博士学位22人）。他多次应邀在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专题报告，对我国精密人口及机械现代设计、光电技术及系统学科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科研成果 已获成果22项，其中国家奖2项，省市部委奖15项，国家发明专利5项。 学术论著 已发表论文280余篇， 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高层次科技人才。

1936年8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市，高中就读于乐山一中。 1954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机械工程系。 1954年01月-2008年07月，任重庆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2]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 2008年7月21日，于重庆逝世。

黄尚廉（1936.8.16-2008.7.21）男，重庆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原重庆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光电信息工程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36年8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市，高中就读于乐山一中，1954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机械工程系。2008年7月21日于重庆逝世，享年72岁。 黄尚廉长期从事精密仪器及机械，光电技术与系统的研究。

在航天科工集团二院院史馆的玻璃橱窗里，有一件双排扣的灰色风衣引人注目，射光灯下整齐锃亮的纽扣，让人时至今日仍感觉它并不“落伍”。 这款风衣之所以被摆进院史馆，并非因为它“时尚”，而是因为它一直跟随主人——航天科工集团钟山院士，参加了多种新型导弹的试验，一直“走”在装备试验的最前沿。 这是钟山出征的“战衣”。钟山只要穿上这件风衣参加导弹试验，试验都会取得圆满成功。后来，大家称之为“成功服”。 这件“成功服”的背后，有一段珍贵的军工记忆—— 1980年5月，钟山被任命为“红旗-7”地对空导弹总设计师。为了实现导弹国产化，钟山率领团队成员向军工科研领域的高峰发起冲锋，攻克了一道道难关。 “作为一个大国，尖端武器是买不来的，国防只能靠自己。” 钟山至今还清晰地记得：30年前的春天，他穿上了那件“身经百战”的风衣，率领试验团队成员深入西北大漠，对“红旗-7”进行定型试验。 塞外大漠，黄沙弥漫，炽热的大地烤得人透不过气。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钟山和试验团队成员一起进行着紧张的试验准备工作。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试验进入30分钟准备时，塞外忽然刮起狂风，滚滚黄沙遮天蔽日，几米之外不见人影。直到晚上8点多钟，狂风依然不止。怎么办？打还是不打？ 钟山头上直冒汗，不由得攥紧了双拳，在与上级领导沟通后，他定下决心：“打！” 导弹发射阵地上，雷达飞快旋转。当靶机进入预定空域后，指挥员一声令下，发射制导车顶部的发射筒“砰”地一声弹掉前盖。随后，一枚“利箭”呼啸而出，冲向目标。 由于强风影响，导弹在飞行过程中急剧下沉，但制导和动力系统又把导弹拉了起来。指挥大厅的屏幕上，两个目标越来越近，忽然靶机急速向上飞行，导弹紧跟其后迅速爬升。就这样，导弹在强风中对靶机穷追不舍，钟山紧盯屏幕，默默地为导弹加油助威。 又过了一会儿，导弹成功命中靶机。指挥大厅里，大家击掌庆贺，现场一片沸腾。怀着成功的喜悦，钟山写下这样饱含激情的诗句：“超低靶快地连天，影伴头摇众心悬。骄子不负万夫愿，洞穿长空超精尖。” 每次导弹试验成功后，钟山都会在“成功服”的衣襟上亲手画上一颗五角星，留作纪念。那一排排五角星，不仅记录着一次次新型导弹的成功发射，更记录着中国地空导弹事业一次次里程碑式的辉煌。

“跟着钟山干，都是穷光蛋。都是穷光蛋，还要拼命干”。“跟着钟山干，年年有改善”。“跟着钟山干，人人是好汉”，还要“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很多人都知道这几句话是来自中国工程院院士、红旗七号导弹总设计师钟山院士，但他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吗？那就来听听钟山院士亲自讲一讲吧。

“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航天精神都应该成为一生奉行的准则。”9月22日，在成都石室中学第三季“院士面对面”活动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山这样说。 虽然已经90岁高龄，但钟山院士依然精神抖擞，中气十足。作为石室中学的校友，他分享了当年的求学经历、研制导弹的故事，并分享了航天精神与传承。 “当时，我们研发导弹的主阵地位于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风沙大的时候，一碗饭里有半碗沙子。昼夜温差极大，正午地面温度达50度以上，夜里的气温却只有几度。有一句顺口溜叫‘旱穿棉袄午披纱，围着火炉啃西瓜’可谓非常形象。”钟山院士回忆，在研制的8年中，加班到深夜是常态。“如果按照8小时折合一个工作日，那么在这8年中，大家的加班时间可以折合两年，相当干了10年的工作。用生命和健康赢得了两年的研制时间。” 他还提到了他的一件“战衣”，是一件双排扣灰色风衣。“每次试验成功后，我都会在这件风衣上留下一颗五角星。这么多年来，这件衣服见证了无数次成功试验，每一颗五角星都代表着我和战友们心血。” “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与航天精神密不可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样的航天精神从那个特殊年代开始形成，并且被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发扬光大，到了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会上，钟山院士建议，航天精神应该成为同学们奉行一生的准则。小到螺丝钉，大到宇宙飞船和火箭，都与航天精神息息相关。

钟山院士同事马翰秋：“当年我们研制“红旗七号”的那个年代，有句俗话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们队伍里流行一句话“跟着钟山干，都是穷光蛋；就是穷光蛋，也要拼命干。” 钟山，1931年生于成都。我国防空导弹专家、低空防空导弹武器的开拓者和技术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先后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衔研制的武器已装备于我国陆、海、空三军，其中两种武器参加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 先生名言：人只要有一股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他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无往不胜的。 “没有空防就没有国防，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的强大。中国要强大，的的确确要提高我们的防空技术。” 2017年7月30日上午,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一场气势磅礴的沙场阅兵庆祝建军90周年。已经86岁高龄的钟山院士早早守候在电视机旁。 现在看到的，就是由刘明豹少将领队的地空导弹方队。地空导弹方队，由红旗-9B和红旗-22两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组成。 看着新一代地空导弹亮相接受检阅，钟山难掩内心的激动，也不禁回望自己与导弹相伴的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8岁的钟山从重庆大学数学系弃笔从戎，投身解放军， 1958年3月，以优等生身份毕业的钟山被选调到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工作，从此开始了毕生从事的导弹事业，并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入地空导弹。 “应该说我们搞防空导弹是从无到有，原来什么都没有，是零啊！1958年到1962年，这几年国家也很困难，吃饭还吃不饱。那时候我们就是拼了命，白天搞试验，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能够把导弹搞上天，那是唯一的想法。” 按照“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的思路，钟山所在的团队在1964年成功生产出以仿制苏联“萨姆-2”导弹为主的“红旗-1”导弹，两年多后又自行研制出了“红旗-2”导弹。就是这些“红旗”系列导弹，在1965到1967年间，多次将侵犯我领空、不可一世的美国新型U-2高空侦察机成功击落，成就了一段至今仍被军迷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 时光流转，这些战利品在博物馆里显得弥足珍贵，身上的累累弹痕忠实地记录着发生在高空中的那场持久的对抗…… 从1968年起，国民党空军被迫停止派遣U-2高空侦察机进入大陆纵深活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承诺停止一切在中国大陆的侦察飞行。 “红旗-2，它的特点就是比“红旗-1”高度更高、距离更远，更主要的是抗干扰，特别针对这个U-2飞机，打得很准。所以9月份上去，“红旗-2”命中了第五架U-2飞机。大家一看，那样的高度命中并打下U-2飞机，还没有实际当中遇到过的，就再也不敢来了。” 1980年，一个艰巨而紧迫的天字号任务交给了二院——研制“红旗-7”导弹武器系统。“红旗-7”被看作是我国填补空白的第二代武器系统，钟山被任命为该系统的总设计师。 “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研制低空、超低空的导弹，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快地完成这个防空导弹，这是为国家、为国防，越快越好。” “红旗-7”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武器系统，仅全系统的电子元器件数量就多达5万多件。为实现国产化，钟山带领团队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荒漠中动辄几个月的靶场试验，一干就是8年。 1988年春天，钟山率领试验大军深入西北大漠，准备进行“红旗-7”的定型试验。但天有不测风雨，当试验进入30分钟准备时，忽然刮起六级大风，遮天蔽日的飞沙走石让所有人心里都打起了鼓——“红旗-7”能否经受住考验，试验是否按计划进行？ “5、4、3、2、1，还是决定要发射出去，最后在黄昏之中一剑命中，直接打到机动靶机，说明导弹的确有机动能力。这一打落，首长亲自到会上说，你们这个试验队，在六级大风中能打中，的确是过硬的。” 每次试验对钟山和他的团队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一次，“红旗-7”要进行双目标的拦击试验，但一号靶机到达预定空域后，二号靶机却没有出现。在一号靶机即将燃料耗尽的最后两分钟，二号靶机终于进入空域。随着两发导弹相继飞出，两架靶机几乎同时坠落。“双靶开花”的情形让钟山至今难忘。 “真是高兴，一辈子都忘不了。所以我说“姊妹相继腾云天，各奔东西自觅伴。瑶池同开花两朵，霞光异彩照宇寰。” 几十年的防空导弹事业，让钟山有了一肚子惊险刺激的故事和人生感悟。如今，他经常带着这些故事和感悟走进校园。他说，要把这些分享给年轻人，也让更多的人投身国家的科技事业。

10月1日的盛大阅兵仪式让人心潮澎湃，在广场上亮相的导弹武器装备是守卫和平、守护国家安全的国之重器，凝结了科研设计人员的无数智慧和心血。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近阅兵装备的缔造者了解钟山院士的初心故事。 钟山，我国红旗七号导弹的总设计师，现任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二院研究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80年代，他曾主导了我国第二代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他的故事，要从一件风衣说起。 “穿上这件风衣，就一定能成功” 在北京西郊的一间办公室里，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山，拿出了一件“身经百弹”的“成功服”。这件看似普通的风衣，凝结了钟山老人职业生涯中最珍贵的回忆：衣襟上是他亲手描绘的五角星，每一次导弹打中了，他就会画上一颗五角星。 钟山院士：“我有一件米白色风衣，1982年开始穿的，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微波试验工作服，有一点屏蔽功能，因为见证了很多次不同凡响的试验打靶经历，大家就给它起了个外号叫“成功服”。每一次试验前，我都穿着这件风衣到各个系统、各个战车上做最后检查，直到下达发射命令。每一次试验成功后，我都会在风衣上留下一颗五角星。所以大家说，只要看见我穿上这件风衣，就知道一定能成功。” 弃笔从戎，“就算穷光蛋，也要拼命干” 时光回溯到70年前，18岁的钟山从重庆大学数学系弃笔从戎，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那时候，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一穷二白，但就是在建国初期落后的工业基础上，中国导弹的研制依旧在艰难中起步。 1958年，以军事院校优等生身份毕业的钟山，被选调到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工作，开始了研制导弹的人生历程。 1957年年底，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神秘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了102名苏联专家，还有一份苏联“送给”中国的厚礼——两发近程地地导弹。中国导弹的研发就这样从仿制起步开始了最初的摸索，钟山和其他学员一起，如饥似渴地进行着学习。 1960年11月5日，中国航天人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地对地战略导弹“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一飞冲天，在飞行了7分37秒之后，准确击中了554公里外的目标，这个纪录，比它所仿制的导弹还要远。 随后，“东风二号”连续三发都取得了成功，东风二号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从此真正拥有了可以远程打击的导弹盾牌。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以“东风”命名的导弹，组成了我国近程、中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完整序列，为共和国构筑起了一套坚强的安全屏障。 “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就是我们这一辈子，要搞好我们的导弹，日以继夜的，所以说一不为名，二不为利。” 按照“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的思路，钟山所在的团队在1964年成功生产出以仿制苏联导弹为主的“红旗-1”防空导弹，两年多后又自行研制出了“红旗-2”防空导弹。就是这些“红旗”系列导弹，在1965年到1967年间，多次将侵犯我领空的高空侦察机成功击落，成就了一段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 1980年，钟山和同事们又一次接到一个艰巨而紧迫的任务，研制“红旗-7”导弹，“红旗-7”当时被看作是我国填补空白的第二代防空导弹，钟山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该系统导弹的总设计师。 “红旗-7”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武器系统，仅全系统的电子元器件数量就多达数万件。为实现国产化，钟山带领团队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荒漠中动辄几个月的靶场试验，一干就是8年。 钟山院士：“跟着钟山干，都成穷光蛋，就算穷光蛋，也要拼命干。因为那时候说做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就算不如卖茶叶蛋，我都要坚决干，因为日以继夜，天字第一号，要完成从身心到这一辈子想干的事情。” 1988年，钟山率领团队终于在西北大漠完成了“红旗-7”的一系列研制实验。怀揣着成功后的喜悦，钟山写下了这样饱含激情的浪漫诗句：“超低靶快地连天，影伴头摇众心悬，骄子不负万夫愿，洞穿长空超精尖。” “总的来说，航天事业能够成功应该归结为一个道路，一个精神。道路就是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精神即航天精神，爱国、永不服输、无私奉献。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体现出了一股精气神，这种精神力量，是航天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根基。”钟山说。

“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航天精神都应该成为一生奉行的准则。” ——钟山 “导弹技术是一个国家科技强军水平的最高体现！没有导弹就没有国家安全。”抱定初心，我国著名防空导弹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山用60余年的党龄书写了一位航天人的传奇。 1949年，18岁的钟山从重庆大学数学系弃笔从戎。4年后，他光荣地成为共产党员。1958年3月，成绩优异的钟山被选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 工作，开始了他毕生从事的导弹事业。 2017年9月29日，钟山院士在青少年走进工程院活动中讲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钟山是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研制的主要技术骨干，最先倡导和研制出主动式末制导雷达，完成样机试验，当时属国内领先。 “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按照这样的思路，1964年，钟山的技术团队成功生产出“红旗-1”导弹。两年后，他们又自行研制出“红旗-2”导弹。正是以上的“红旗”系列导弹，在1965—1967年间，多次将侵犯我国领空的美国新型U-2高空侦察机击落，这至今仍是我国军事史上的传奇故事。 1980年，研制“红旗-7”导弹武器系统的重任落到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二研究院的肩上。“红旗-7”被看作填补我国低空防御空白的第二代武器系统，钟山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面对这个艰巨又紧迫的任务，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技术团队突破了初制导、制导精度和引战配合等关键技术，既快又省，较好地完成了研制定型，独立回路遥测弹飞行试验、闭合回路遥测弹飞行试验、战斗遥测弹飞行试验和全武器系统设计定型飞行试验4个大型飞行试验一次成功。在定型试验中，“红旗-7”实现了国内四个首次，即首次创造了超低空、双靶、五弹中五靶的记录，首次通过武器系统全面的战术性能使用试验。1992年，“红旗-7”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88年，钟山再次出任 “海红旗-7”导弹总设计师。经他倡议、决策和参与，“海红旗-7”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圆满完成重要试验，为我军引进装备的顺利验收作出重要贡献，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飞獴-80”“飞獴-90”……多年来，他主持研制的武器系统已装备我国陆、海、空三军，指挥、决策发射导弹上百发，编写各类资料、技术报告百篇以上，培养了一支优秀的设计师队伍，为我国国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8年，钟山以70多岁的高龄出任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场馆安保科技、指挥控制系统设计项目总设计师。他与团队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奥运安保科技系统C4I3SRT，荣获了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10年，钟山因突发脑梗住院，后遗症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他硬是凭借过人的毅力，从认字开始，顽强恢复。之后，他积极投身智慧产业，带领科技人员将C4I3SRT安保科技系统与“智慧城市”嫁接，从“平安奥运”迈向“智慧城市”。 几十年的防空导弹事业，让钟山有了一肚子惊险刺激的故事和人生感悟。如今，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还经常带着这些故事走进校园，与青年学子分享。 “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与航天精神密不可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样的航天精神被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发扬光大，到了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在一次演讲中，钟山对年轻人说，“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航天精神都应该成为一生奉行的准则。” 院士小传： 钟山（1931— ），制导系统工程专家，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二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分别作为第一位和第五位完成人，获1992年和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编写各种技术报告110多篇。现为三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195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社会任职： 1981年01月 中国宇航学会无人飞行器学会常务理事、顾问 人物评价： 钟山担任北京奥运会安保科技系统总设计师，为奥运会的平安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北京奥运安保指挥中心的表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评） 钟山是防空导弹专家、低空防空导弹武器的开拓者和技术带头人。（《中国纪检监察报》评）

教育思想： 钟山认为：过去有段时间，大家对专利、论文不重视，实践成果有了，但没有总结成理论；技术有了，但没有申请专利保护，这些都很遗憾。现在强调我们的工作既要有实践结果也要有理论成果，要结合起来，这种重视是应该的，但是把专利和论文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则是片面的。科学的评价体系应该是理论成果能转化成实践结果，由结果反过来确认理论，而且这应该是主要的，不能完全看专利、论文。而且一定要重视创新，要想出一套科学的方法去识别、评价成果中的创新部分。 指导学生： 根据2020年中国工程院网站显示，钟山先后培养博士生10名、博士后1名。

科研综述： 钟山长期工作在国防科研武器研制的第一线，特别是在低空防控导弹武器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是该领域的主要技术带头人。他是担任“导弹武器系统”的总设计师，担任“驱逐舰”副总设计师。 学术论著： 根据2020年中国工程院网站显示，钟山先后编写各种技术报告110多篇。 科研成果奖励： 根据2020年中国工程院网站显示，钟山作为第一位和第五位完成人，获得1992年和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31年1月15日，钟山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1945年09月—1948年07月，就读于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1948年09月—1949年12月，就读于重庆大学数学系。 1949年12月—1953年03月，参加抗美援朝。 1953年03月—1957年09月，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雷达电子专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1953年09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8年03月—1965年05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担任研究室主任。 1965年05月—1980年04月，在七机部二院25所工作，担任所长。 1980年04月—1993年04月，在航空航天部二院工作，担任副院长。 1980年05月，被任命为“红旗-7”地对空导弹总设计师。 1993年04月—1996年01月，在航天工业总公司二院工作。 1996年01月，在航天科工集团二院工作。 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6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安保科技系统总设计师。

钟山（原名钟光祥），1931年1月1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制导系统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迅院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二院研究员。 钟山于1949年从重庆大学数学系弃笔从戎，投身解放军；1953年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1958年毕业后被选调到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工作；1980年被任命为“红旗-7”地对空导弹总设计师 [3] ；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安保科技系统总设计师。 钟山一直从事导弹事业，并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入地空导弹。

何鲁（1894年－1973年），字奎垣，男，四川广安人，中国数学家，曾任暨南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安徽大学校长，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众所周知，何鲁是一位数学家，殊不知他还精通书法。广安市域内文博机构收藏有他的几幅书法作品，虽装裱略有虫蛀，但画心部分保存完好，皆为国家三级文物。其中两幅书法皆用行草书写，书于1936年，赠予刘郁周的。何、刘二人既为广安同乡，也是书法同道。 何鲁，字奎垣，笔名云查，1894年生于广安县城南何家山。幼年家境贫寒，常在堂屋的神灯下读书。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何鲁10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免费入读成都机械学堂，学习三年，毕业后被保送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不久又转入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1912年官费留学法国里昂大学，成为第一个获数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回国后，何鲁先后就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大同大学、中国公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安徽大学、重庆大学，任教授、教务长、校长等职。何鲁还在重庆创办私立载英中学，在广安创办私立储英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何鲁除继续担任重庆大学校长外，还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数学学会理事会理事等职。1956年，何鲁调入北京师范大学，移居北京，直到1973年病逝。何鲁不仅是著名的数学家，同时善书法、诗词，有《何鲁书法集》《何鲁诗词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