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顾乐观校长

顾乐观（1935—2001）是第十任重大校长（1986年12月-1992年8月）。如果说我和郑（郑思群），江（江泽佳）两位老校长，仅仅是有一点个人的接接触的话，那么我和顾乐观校长则可以说有一些交往。这交往要追溯到我们的上一代。

顾校长的父亲顾知德老先生是江苏苏州人，家父刘百咸是江苏常州人，家岳汤增基是浙江平湖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先后从上海逃难到昆明，就职于昆明中国银行。顾老先生是昆明分行襄理，家父家岳是他下面的职员。当时银行里有不少从上海，江浙逃难过来的老乡，他们之间关系不错。顾老先生年纪较长，职位较高，是这帮老乡同僚中受人尊敬的长者。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春节时，家父家母曾带我到昆明文林街顾老先生家中拜年。我称顾老先生顾公公，称他太太顾奶奶，当时没有见到顾乐观，他已从昆明南箐中学（现昆明第30中学）毕业，在重庆大学学习。见过乐观的姐姐顾阳观。她是云南有名的妇产科专家，现已从云南文山州人民医院副院长任上退休，住在昆明。五十年代中顾公公退休后，和顾奶奶迁回苏州老家，就再也没有见过。

1963年9月，我考上重庆大学电机系就读后，家父告诉我顾公公的儿子顾乐观在重大电机系任教，让我找一找他。我入学后，就在系上打听过他。那时他还在原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现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没有见到。1965年9月，可能是受顾公公所托，他拿到了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刚从苏联回到重大，就找到了我。他说他不记得我，因为我还小，但他记得我的父母，以及当年昆明中国银行的江浙老人们。还特别问起几位他幼时的玩伴，和他年龄相仿的银行老人的子女。他那时兼任电机系党总支委员，他很关心我的进步和学习。他告诉我不论有什么困难或需要，都可以去找他。他那时还没有和徐萍老师结婚，住在新华村附近的一间单身宿舍里，我有时会去宿舍找他，和他一起用煤油炉煮面吃。如果不是不久以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我想我在重大一定会得到顾老师更多的关怀和照顾。

68年12月我毕业离开重大，奔赴工作岗位以后，和顾老师还时有通信，保持着联系。十年以后，78年春，邓公小平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消息传出，时任电机系党党总支书记的顾老师在第一时间给我写信，鼓励我投考重大电机系的研究生。但是我辜负了顾老师对我的期望，没有报考重大，而是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的低温超导专业，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有点野心，当时在十多年闭关锁国，压抑人才的严冬刚过，科学春天来临之际，少时立下的攀登科学高峰，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雄心壯志，又重新萌发。当时我最崇拜的科学家，已从少年时的罗蒙洛索夫，门捷列也夫变成了约翰.巴丁（JohnBardeen）。巴丁(1908-1991)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科学家。第一次（1956）是因为发明晶体管和威廉·肖克利（WilliamB.Shockley）与沃尔特·布拉坦（WalterH.Brattain）分享。第二次（1972）是因为创立现代超导理论，也就是BCS理论和莱昂.库珀(LeonN.Cooper)与约翰·施里弗(JohnRobertSchrieffer)共获。值得注意的是巴丁是一位半路出家的物理学家，他的本科及硕士学位是在威斯康星大学电机工程系获得的。在作为工程师工作了若干年以后，再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于1935年拿到他的数学物理的博士学位。巴丁的道路，无疑给了我巨大的影响。当时我曾作过统计，直到1977年，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科学家，研究低温和临聚态物理的，占了差不多一半。当时全国招收低温超导专业的单位，了了无几，可以说电工所是独此一家。有机会一下子就站到无比新鲜的，如此尖端的科研前缘，对一个野心尚存的年轻人来说，其吸引力是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大众化的电力系统专业。第二又是耍了点小聪明。电工所低温超导专业的考试科目有点怪，不像电工所其他招生专业及全国所有的电机工程各类专业都要求考高等数学，电工原理，和电机学三门，而是要求考高等数学，电工原理，和低温物理三门。高等数学不用说，电工原理是大学工科电机系的专业基础课，而低温物理是大学理科物理系的专业课。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会同时修过这两门课，相信报名的人肯定不多。我想凭我扎实的高等数学和电工原理的功底，可以赌一下，抄一个冷门。于是托人借来一本北大翻译出版的英国门德尔松的”低温物理学”，进行自学。由于我没有学过理论物理，固体物理，和量子物理，这本低温物理学读起来像读天书一样，根本不知所云。只好死记硬背了一些低温物理的现象和概念，硬着头皮走进考场，瞎猫碰死老鼠，考了个60分。好在英语考了81分，是电工所最高分，高等数学和电工原理在80分以上，都在全所前三名以内，得到了到北京复试的机会。78年7月中旬，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名考生入住北京海淀区八一学校，参加电工所的复试。我发现我赌赢了，电工所低温超导专业韩朔，严陆光两位导师各招2名，共4名，而全国只有两个考生取得复试资格。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的大师兄毕延芳，他是全国唯一一个既学过电工原理，又有低温物理基础的考生，因为他196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原在陕西略阳四机部十院某（19？）所从事超导电子学研究。其他来复试的考生大多数都是报考微型电机（招4人）或特种电机（招1人）的，据说全国报考这两个专业的人数接近千人。复试都还顺利，虽然韩朔老师嫌我低温物理的基础太差，他还是录取了我。他还从报考特种电机的考生中，录取了我的二师兄林企棠，他是清华大学电机系67级（61年入学）的，来自山东德州发电厂。严陆光老师则只招了毕延芳一人。那年电工所一共招了13人，电工所初试成绩总分第一的是华中工学院电机系的工农兵学员，来自空军的现役军官张超同学，他原报考特种电机专业，但被录取到磁流体发电专业。其他来电工所复试的考生基本上也有所归属，被推荐并被录取到中国科学院安徽等离子体研究所和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

1995年1月在松林坡招待所

1998年10月在松林坡顾校长家中

到北京读研和赴美留学以后，我和顾老师时有通信往来。83年秋天，我太太和儿子从昆明到北京申请陪读签证受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刁难，签证官假定每一个申请签证的人都有移民傾向，除非你能证明没有。这就需要一份我毕业以后，在国内有工作的官方证明。我先写信找电工所帮忙，没想到这次电工所不太开明，他们回信说，我是自费留学的，我的户口和关系已消毁，而且国家对留学生家属陪读，还没有政策，要请示上级等等。这时我想起了顾老师，写信向他求助，他马上以重庆大学人事处处长的身份，给我回信，表示热烈地欢迎我学成以后，到重庆大学电机系任教。87年6月，我临毕业之前，陪我的美国导师，威斯康星大学电机工程系的阿法纳多（FernandoAlvarado）教授到重大讲学，顾老师以重大校长的名誉在松林坡招待所设晚宴招待我们，给足了阿教授面子。94，98，99年，我在美国工作以后，曾到重大访问和进行学术交流，顾老师已卸任校长，改任重大党委书记。不论他有多忙，他都会抽空接待我。

顾老师待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在重大是众人皆知，人人称颂。他的艰苦朴素，洁身自好的人格魅力，更是令人敬佩，难以忘却。顾老师的太太徐萍老师，是重大电机系60级毕业的，曾任我们电机系63级电机专业的电机学辅导老师。文革后期，据说是因为顾老师被打成苏修特务，受了惊吓，神经出了问题，毛病时好时坏，丧失了工作和生活自理能力。顾老师虽然教学，科研和管理的工作非常繁忙，后来又身居大学校长，书记的高位，仍然几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弃，息心照顾徐萍老师，真是难能可贵。在当今二奶横行的物质社会里，具有像顾老师这样廉洁操守的高级干部，著名教授，恐怕很难找到了。

不幸的是顾老师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2001年英年早逝，我从此失去了一位敬爱的良师益友。重大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管理者，教育家。可以告慰顾老师英灵的是他当年亲自领导创建的重庆大学高电压与电工新技术实验室，经过30多年几代人的努力，不仅科研成果垒垒，已成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而且教育人才辈出，顾老师当年的学生中，已有两人担任过重庆大学副校长，一人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顾老师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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