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先生伏首案前，枯瘦的手执笔，坚定地在纸上划下句号。他手上的这份《我发现资阳的人头骨化石》是我国考古事业的重要文献之一，也是他给自己的一生上交的最后一份“答卷”。尽管疾病缠身，沉疴难愈，看着眼前的字字句句，他依旧有种难以言喻的畅快。

老人长叹一口气，靠在椅。经年风霜早已将曾经的意气风发摧残成了另一副模样，但他舒展的眉头与微翘的嘴角，似乎与多年前的那个少年渐渐重合。

张圣奘，名新，号义端、天健。1903年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府江陵县。他自幼天资聪颖，少承家学，更是“别人家的孩子”中的佼佼者。12岁本是最坐不住、沉不下的年纪，孩童嬉笑懵懂，“将来”像淹在白雾里的无名之路，不知其形，亦不知指向。但同龄的张圣奘却已能收拾好自己，端坐桌前，随王静庵师与罗叔言先生居日本东京从习甲骨文字及敦煌考古资料、西北地理、蒙古史学诸科。那时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考古少年”，历史的浓厚韵律与文物扑面而来的厚重感令他着迷。

1919年，张圣奘到上海候船赴伦敦留学，在此期间，他借住在孙中山的秘书田桓家中，并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为其誊抄《建国方略》。每写下一个字，十几岁的青年都对推翻封建统治后的中国有更清晰的想象：那会是一个更强大、更民主、更先进的中国，现代工业文明会给这个古老而底蕴深厚的国家套上强大的盔甲。

回国后，张圣奘选择继续钻研史学与考古学。执教之余，他亲笔正楷写下了具有极高史学价值的《回鹘史大纲》。但不久之后，茫茫大陆起风云，血色从东北向全中国蔓延，战争的硝烟裹挟着华夏大地。民族存亡之刻，这位“考古少年”不得不搁笔离案，以文人之躯扛起振国复华的大旗。

1934年，张圣奘任重庆大学史学系教授，同时还在商学院主讲运筹学、商业学、保险法规等课程。此外，他结合抗战实际，发表的“战时企业管理”和“战时运输管理”对当时的重大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1941年3月，在重庆大学举办的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庆典上，张圣奘代表重大教授发言。1949年3月17日，他在“反饥饿、争温饱”的示威请愿中高喊着口号。他不惧白匪，枪炮更无法迫使他低头。

“少年”从来就不仅仅是一段黄金年华。少年者，持初心不改，临万难不惧，志之所向，必达之。朝气勃发，行利国便民之事；历尽千帆，不忘本我之心。张圣奘先生一生秉持少年之心。新中国建立后，他再次回到桌案前、去到田野里。

在成渝铁路沿线考古工作中，张圣奘心细严谨，亲力亲为。在资阳城关三贤镇，经过对地质土层细致的观察，张圣奘坚持脚下的土地里一定埋有重要化石。但民工开挖十多天仍是一无所获，恰逢阴雨连绵，积水暴涨，水车抽水之声昼夜不息，仍不见一物。面对难以再抽的厚积的塘底泥浆，先生自己脱掉了鞋袜，利落地下到泥浆中，摸寻可能存在的古物碎片。忽然脚底一阵刺痛，像是踩着硬物，张圣奘连忙捞起碎片，发现是一块破碎的头骨。最终，考古队在此发现并修补了“资阳人”头骨化石。这成为继“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后，考古学界又一重大发现，为研究古代气象提供了重要数据。

“少年安得长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年华似水，没有人能永葆少年的模样，但年轻时的凌云壮志不会轻易褪去本色。

归处唯有少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