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曾在回宿舍的楼梯上见过一个佝偻的身影，精瘦有力的双肩上架着一根竹竿，竹竿两头吊着满满当当的两桶饮用水。你或许在某个炎热潮湿的午后，拖着行李满身疲倦，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吆喝，那声音的主人征求同意后便接过这堆沉甸甸的东西：编织袋和行李箱挂上棒棒两端，他扛上肩膀，笑得露齿。

也许是你赶往一教的脚步太匆忙，忘了注意宿舍过道里小心避让着、卖力向上挪动的他；也许是搬进新宿舍的心情太激动，忘了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他道一声谢；也许你不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确切的名字，但你知道喊一声“棒棒儿”，就会得到他们有力的回应：“来喽！”

在山川纵横、小路迤逦的巴渝之城，“棒棒”这种特殊的劳动者应运而生。就像临滨而渔的渔夫，又或者是稻米之乡辛勤开垦的农民，他们一生以劳动为荣，一双肩膀扛起一片天，出现在数个不曾为人注意的角落。

开学的这几天，是周师傅（化名）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在女生ACD宿舍楼下招揽的他，个头小巧，左手因事故只剩大臂。他的工作是那么利索爽快：边询问楼层边将汗衫的袖子卷到肩头，露出淌着汗的黝黑的皮肤，低喝一声把捆着行李的棒棒牢牢地架在肩上，脊背微微拱起，然后稳重而有力地一步步迈上台阶。面对学生们的嘘寒问暖，他却显得有些许腼腆，只是将肩上的竹竿往上抬了些，把残缺的左臂轻微向里收了收：“不打紧，活能干。”

“现在只做棒棒啷个行，吃不饱饭的。”外卖、快递、搬家专车这些时代的产物迅速地占据了人力搬运的市场，因此在大多数时间里，这群“棒棒军”的肩上是空荡荡的。曾是“棒棒军”一员的李师傅在宿舍楼不远处有一方狭小的天地，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他“谋生活”的地方。这间挤在楼与楼之间的小店很难引起人的注意，白底红字的牌匾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字：专业配钥匙、疏通管道、开锁......这张不大的牌子上似乎挤满了所有他能做的事。即使现在重拾棒棒的机会少之又少，回想起之前当棒棒的生活，李师傅还是会有许多感慨。从凭口才和脚力讨客人喜欢的本事，说到当时买一包烟得和兄弟伙分着抽，好是团结。

三十多年，遍布重庆的数十万“棒棒军”里，“周师傅”和“李师傅”们不仅挑走了浸润汗水的年华，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人人都说山城正在告别肩挑背扛的历史，但细细搜寻，仍可以发现他们其中一部分仍辛勤地奔走于山城的某个角落，行走于一个个难上的坡。

渝中商业圈，两江环抱，水流激昂。来福士高耸挺拔的建筑群遮住重庆的毒日，在一圈错落凌乱的老旧批发市场投下了厚重的阴影。这是棒棒们最常活动的地方，你不难看到三两个背着竹棒的棒棒军坐在台阶上，望着不远处来来往往的货车闲聊，等待被招呼着去搬那么一两批货——沉重的货物意味着这一天有了着落。如今那粗糙的尼龙绳下很少再绑着沉甸甸的货物了，年老的棒棒们只是坐在台阶上，沉默地抽着烟，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实际上，“棒棒军”也曾有过光辉岁月。在尚且没有发达快递业和各色外卖软件的九十年代，棒棒军就像是山城身体里奔流的血液。在梯坎上长大的本地人因为偶然的高陡而犯难时，那一根根结实的竹棒便派上了用场。一群赤膊的中青年搭着汗巾，爬坡上坎，踏实肯干，无论要走多远的路都能帮你把东西送到家门口，大到家电，小到市民的三两小菜，价钱随口喊。那时候的棒棒仿佛是城乡之间的一道边界线，是无数勤恳质朴的人为了实现立足城市的梦想而迈出的第一步。对于他们而言，肩上担着的不仅是沉重的货物，更是父母一场体面的寿宴，是孩子的一纸入学通知书。

人们都说“棒棒军”就如同那黄桷树一般，长在村口或老巷，岩壁里或石缝间。他们总是栽在哪儿，就活在哪儿。三十年前，他们追赶着对城市的向往在山城扎下了根，每一棵根在这座城市的最深处延伸舒展，不曾为恶劣的环境所惊扰，只顾野蛮生长；今天亦是如此，“棒棒军”的名字逐渐隐没在鳞次栉比的钢铁森林之中，棒棒的吆喝也不再回荡在朝天门码头，但每一个曾挑着竹棒走过垰垰角角的身影，却融进了这座城市的每一处，从维修工人到外卖小哥，从建筑工人到出租车司机。三十年岁月流逝，他们将棒棒从肩头卸下，却不曾卸下他们肩负着的城市的希望。

他们有些驻扎在了充满年轻气息的学校里，含笑看着一年一年的新生入学。在如今这个交通发达的时代里，棒棒已经不再是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但热爱劳动、乐于助人、直爽率真，好像依旧是这些可爱的劳动人民的特质。

在走进中门，看着高高的独栋时，重庆大学的新生们露出苦恼神情，下一秒却被他们用生疏的普通话问到：“娃娃，我可以帮你搬上去嘞。”他们是这所学校无声的影子，搬水、提行李、送货，在无数个需要帮助的时刻，这些不再是“棒棒”却依旧留着那一根棒棒的劳动者们，都笑得露齿，爽朗而热情地走上前。然而面对一声声感谢，他们又腼腆地垂下头，嘿嘿笑两声，不再说话。

李师傅不足十平米的小店内按时亮起了光，周师傅和他的妻子又搬起板凳走过一栋又一栋宿舍楼，“棒棒军”的生活仍在继续。